1950年6月10日，台北的马场町刑场，吴石被判处死刑，结束了他波澜壮阔但沉重的一生。曾在保定军校名列前茅，并且担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他，身后留下了妻子和数名子女，饱受生活困扰。吴石幼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，以优异的成绩被同学誉为“吴状元”。抗战及内战期间，他在军政部门担任职务，接触到大量的军事情报。随着职位的提升，他逐步洞察到军政系统内部的腐败、派系斗争以及消耗，成为他无法回避的现实。

大约在1947年前后，吴石因何康等人的引导，开始与中共方面建立联系，作为国民党高级军官，他提供了关于军队部署和防守情况等重要信息。1949年，局势急剧恶化，国民党政权只能撤退到台湾，他也因此选择主动前往台湾，任职国防部参谋次长。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升迁，但对于吴石而言，台湾的军事布局信息正是大陆急需掌握的关键。他所面临的风险与日俱增，潜伏的环境也充满了熟悉的同事和严密的监控。

1950年1月，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蔡孝乾被捕，事件迅速扩展，吴石的身份也随之曝光。3月1日，军警闯入他的住处，吴石的家人对发生的事感到迷茫，王碧奎只知道丈夫被带走，却不知这场变故会使整个家庭陷入深渊。在审讯时，吴石选择了沉默，虽然他熟悉军政系统，但他深知一言不慎就可能导致更多人的被捕。质问他是否还有其他人时，他没有回应，默默地承担起保护他人最后的责任。

6月10日，吴石与其他人一同在马场町被处决。关于他临刑前的言语有不同版本，但大多数人认同他的坚定选择。那一年，吴石57岁，王碧奎随后也遭逮捕。吴石与陈诚是保定军校的同学，虽然两人后来各自身处不同的位置，但是关系并未完全疏远。在吴石出事后，陈诚通过批示和家属照应等方式给予他一定支持。王碧奎获释，但吴家却陷入了巨大的生活困境。

吴石去世后，母亲被拘禁，长女吴学成年仅十六岁，弟弟吴健成则只有七岁，家庭失去经济支持，亲朋好友也因担心连累而疏远。吴学成回忆起那段时间称，最难受的并非某一天的特殊事件，而是每天都在面临生存难题。她负责照看弟弟，试图寻找生活出路。弟弟年纪小，曾询问她：“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？”她只能含糊其辞地回答：“他去了很远的地方。”在那些年，吴学成不得不承受起成年人的责任，做零工和针线活，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姐弟俩的生活。弟弟到了上学的年纪，学费和生活费成了她肩上的重担，一个没有父母照顾的女孩，如何在求学和生存之间找到平衡？

大约在1953年，吴学成已十九岁。此时有人为她介绍了一名退伍军人夏金辰，男方比她年长约二十岁。婚姻背后的交易相当明确：她嫁过去，男方将提供一笔钱以帮助弟弟继续求学。这样的婚姻并非基于情感，吴学成一度犹豫，毕竟她还年轻，原本有自己的学业和生活蓝图。然而，一想到弟弟面临的困境，吴学成终于下定决心，告诉弟弟：“你先把书读下去。”最终，她参加了那场并不理想的婚礼。

关于婚后的生活，家属的回忆虽然各有出入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她承受了长期的压力。她不仅要面对家庭内部的矛盾，还需忍受因父亲身份而带来的外部偏见。那笔钱或许解决了一时的学费问题，却未能换来她轻松的生活。吴石在大陆还生育了两个孩子吴韶成和吴兰成，因父亲的身份，他们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，生活和学习受到了影响。1973年，吴石被追认定为革命烈士，家属的境遇才逐渐好转。然而，身份的重新确认并未弥补她们之前失去的岁月。

到了1991年，吴学成57岁，她终于来到台北，取回父亲的骨灰。曾经那个为生活挣扎的少女，终于有机会实现父亲的归家愿望。她抱着骨灰盒，轻声说道：“爸爸，回家了。”1994年，吴石与王碧奎的骨灰在北京香山合葬，四名子女在此重聚，墓碑上刻着“革命烈士吴石”。尽管碑文记录了一个人的身份，却无法反映吴学成十九岁时的婚姻与她和弟弟失去的童年。